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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，大凡以“石瓢”命名的紫砂壶，都是古今紫砂壶艺家的经典之作。如杨彭年与陈曼生合作弧曲的“曼生石瓢”，与瞿应绍合作直坡面的“子冶石瓢”，与朱坚合作虚盖的“石梅石瓢”，顾景舟与吴湖帆、江寒汀合作的“景舟石瓢”等。各家的“石瓢”尽管面貌稍有差别，但其身梯形、底置三足、其盖桥钮却是构成“石瓢”的基本要素，也是当今壶艺家给砂壶命名“石瓢”的主要依据。
　　那么，当年杨彭年与陈曼生合作制作的这种紫砂壶，是否就以“石瓢”命名的呢？
　　在有关“曼生壶”的史料中尚未发现有“石瓢”的记载，倒是在一把既符合“三要素”又在壶腹镌有铭文的紫砂壶上发现了曼生为此壶的命名。该铭文7行14字：“不肥而坚，是此永年。曼生作瓢壶铭。”这就是说，这种壶最初的称谓是“瓢壶”而非“石瓢壶”。
　　陈曼生缘何以“瓢”冠此壶之名呢？笔者认为：在各式“曼生壶”中多有以葫芦为原形的壶，如：葫芦壶、匏瓜等。陈曼生可能就是依据葫芦瓢的原形设计壶形而将此壶命为“瓢壶”的。当然，为使用方便实用，成型的瓢壶与原形相比，在形态上已经有了很大变化，如为方便提盖子，便于清理茶渣，壶盖为压盖，壶口为阔口；为使用摆置稳当，壶身上小下大更加夸张，使重心下垂。不知这样的推想是否有点道理。
　　“瓢壶”何时改称“石瓢壶”？有文章说，“这应该从顾景舟时期说起，顾引用古文‘弱水三千，仅饮一瓢’改称‘石瓢’，从此沿袭均称石瓢壶”；又说陈曼生与朱石梅分别在其参与制作的瓢壶铭文：“煮白石，泛绿云，一瓢细酌邀桐君’和‘梅花一瓢，东阁招邀”，也是顾老为之更名的直接依据。根据文章作者提供的资料，笔者却看不出顾景舟先生引用古文“弱水三千，仅饮一瓢”是改称“石瓢”的缘由。
　　“弱水三千，仅饮一瓢”，语出《红楼梦》第九十一回，“……宝玉呆了半晌，忽然大笑道：‘任凭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饮。’黛玉道：‘瓢之漂水奈何？’宝玉道：‘非瓢漂水，水自流，瓢自漂耳’……”从此，此语成为爱河情海中的一句套话。就凭这样一句古语，笔者实在找不出与“石瓢”，特别是“石”之间有什么关系。
　　不过笔者从曼生石铫壶上的一则铭文却得到了一点启示。
　　石铫壶铭文曰：“铫之制，抟之工，自我作，非周穜（周，字仁熟，宋泰州人，元初苏东坡举其为郑州教授）”，铭文的意思是说，石铫壶的制作是用紫砂泥制作而成，这是我们自己制作的紫砂壶，而不是“周”那时候制作的那种石铫。“周”那时是什么样的“石铫”呢？未见遗物，不得而知。但“周”曾赠苏东坡家藏石铫壶，这是什么样的一种“石铫”呢？我们从苏东坡的《坡公谢周仁熟惠石铫》诗中可以得到一点相关的信息。石铫诗说：周惠赠给苏东坡的这柄石铫壶的材质既不是铜也不是铁，而是颜色较深的，导热性差的石材，因为茶汤已经煮沸，而“龙头拒火柄犹寒”。作为吊在炭火上的烹煮器具，“铫以薄为贵，所以速其沸也。石铫必不能薄而砂铫尚焉”（清·震均《茶说》）。紫砂泥经高温烧结，其坚硬如石，将紫砂铫命其名为“石铫壶”当在情理之中。以此类推，将紫砂“瓢壶”改称为“石瓢壶”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尽管“铫”与“瓢”的历史情况不一样。
　　在曼生之后的同治、光绪年间，还出现过一种名为“石瓢”的紫砂壶。上壶出自制壶艺人王东石之手。
　　王东石造壶得古法，刻工精细。他所制作的“石瓢”壶，状如瓢虫，中腹纵径将壶身一分为二，恰似虫翅，钮漏双孔，肖状虫目，紫铜色泽与虫色相似。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壶身有海派大画家任伯年的铭文书法真迹：“石瓢。光绪己卯仲冬之吉，横云铭，伯年书，香畦刻，东石制，益受先生清玩。”横云为海派画家胡远，曾请东石在家中制壶。胡与任伯年关系甚密，经常往来，两人皆爱紫砂壶。东石制壶，请任伯年题写铭文是很自然的事。由此可知，胡远为此壶命“石瓢”之名，由任伯年书写。由于是任伯年的真迹，此“石瓢”就显得更加珍贵，其知名度也就更高了。